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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大咖讲书:王春新论香港新思维

2021-07-16

  中评社香港7月14日电(中评报道组)6月29日,由中评智库基金会和中国评论通讯社共同主办的“中评大咖讲书”第二期学习活动在香港总部举行,中银香港经济与政策研究主管、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荣誉院士王春新受邀担任主讲嘉宾。活动期间,王春新围绕其著作《香港新思维》内容进行全面详细地讲解,就香港“超级滞胀”问题、“新居屋计划”、创新经济发展、金融发展方向等进行了深入剖析。

  王春新认为,香港过去发生的很多问题都可以归结为“超级滞胀”。他表示,香港的“超级滞胀”与欧美国家不同,它是放任炒楼导致楼价急剧上涨引起。它是经济低增长和高楼价、高通胀并存的情况。这是跨越经济社会、民生政治各方面的一个结构性难题,也是香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巨大障碍。因此,他通过“八大新思维”:保护居权、激励创新、提升金融、促进投资、深化合作、扶持青年、保护社会和制度创新,为解决这一难题、跨过这一障碍提出重要建议。

  王春新详细剖析了香港居住问题并且提出了具体建议,他指出,香港房地产模式出现了三大问题:一是居住条件不断恶化;二是收入分配严重倾斜;三是使香港的经济增长受到严重影响。对此,他认为,解决此问题应实行“双轨制”,市场这一轨先不管,另一轨实行“新居屋计划”。实施“新居屋计划”一方面新居屋数量要大,每年起码要建3万套房子;另一方面,减少私人住宅和公屋的供应,因为只要把新居屋建好,很多申请公屋的市民都可以申请新居屋。另外,定价要跟家庭收入挂钩,让80%左右的香港居民,特别是年轻人能够买得起房子。利用“新居屋计划”先解决“从无到有”问题,此后再通过“藏地于民”政策、旧区重建解决“从有到好”的问题。

  关于香港创新经济,王春新认为,香港创新经济发展不够好的关键原因在于缺少国际一流的创新环境。他表示,香港的营商环境是全球一流的,但是创新环境很弱。创新环境跟营商环境是不一样的,营商环境针对贸易投资,创新环境是针对创新经济,两个思维完全不同,营商环境只是创新环境里面一小部分。对此,他提出了加速提升的八大要素:创新思维、创新模式、政府对创新的有效支持、科技跟产业的密切对接、创新科技与创新金融的深度融合、创新人才、创新成本、严谨的知识产权保护。

  王春新最后指出,总的来讲,香港面对着很大的挑战,但是也面临着很大的机遇,就是从一个亚洲都会转向一个全球都会的重大机遇。随着东亚半球的到来,香港有机会往全球都会的方向升级,如果成功,香港可以成为世界级的金融中心、科技中心、商贸中心、文化交流中心。他相信,只要努力去争取,香港一定有好的前景。

  中评大咖讲书主持人、中评社编委林艳在开场白中介绍了王春新博士的经历背景,她表示,王春新是一位非常权威资深的香港经济专家。1991年,王春新老师毕业于厦门大学,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八十年代中后期在福建省政府担任决策咨询研究工作,负责制定经济发展战略、设计经济改革方案以及研究解决经济发展问题。1993年,他来到香港开始投入香港经济问题研究,至今为止已经长达28年,他的经历横跨香港金融机构和特区政府。他先后担任过中银香港的经济研究员、高级研究员、经济与政策研究主管,主要从事经济分析工作和银行发展策略研究;同时,他还曾在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先后担任过第一位高级研究主任及第一位首席研究主任,并且担任特区政府粤港合作策略小组成员和泛珠三角策略小组成员,协助行政长官推动香港与内地的经贸合作。

  以下为王春新主讲内容全文:

  香港问题的症结所在——“超级滞胀”

  这本书是我来香港25年后出版,将我过去在政府工作期间的想法做了一个归纳总结和思考,出版一个月后就售空。总的来讲,这不仅是一本经济、金融方面的书籍,其中还包括了香港社会民生、政治管治等方面的问题,是对香港过去整体发展的思考,也是对未来的思考。

  在该书的导言部分,我将过去香港发生的很多问题归纳总结出来,将其称为“超级滞胀”。滞胀本身是一个经济现象,但实际上香港又将它放大为社会民生问题,因此我提出一个命题——香港是不是真的衰落了?回归初期,香港的地位非常高,上世纪九十年代香港GDP占到内地的30%左右。但经过多年后,大家都在想香港是不是已经衰落了?

  我认为,衰落有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经济增长速度大幅度放缓。比如书中提到过去30年,香港本地经济增长不到4%,每隔10年它的经济增长率是在不断下滑的。过去五年,香港经济增长只有0.2%左右,而内地是5.8%,台湾是2.8%,韩国是2%,新加坡是1%。二是表现在社会层面,例如居住条件的不断恶化,贫富差距更加悬殊,收入增长缓慢,退保严重不足,人口老龄化严重。这些问题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最典型的滞胀发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从美国开始后来影响到全球,特别是西方国家七国(G7)。从本质上看,滞胀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从产业资本主义转向金融资本主义过程中的制度失衡在经济上的具体表现。有些人认为是实行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造成的,其实并不是这样。

  上世纪七十年代香港的滞胀没有那么严重,到八十年代才开始,而且与欧美国家不同。欧美国家的滞胀主要是由超发货币引起,香港则是放任炒楼导致楼价急剧上涨引起。此外,欧美国家的滞胀主要局限在一些经济领域,而香港不单是经济领域,还扩大到了社会领域,比如房屋问题、土地问题。在经济领域,我们看到香港这么多年以来,人均GDP其实是不断增加的,但这里面虚拟泡沫的部分很多。例如1988年香港人均GDP刚刚超过1万美元,1993年就增加到2万美元,但这五年当中的70%是通胀带来的,而不是实际生产的。后来从1994年到2007年,十四年的时间香港人均GDP再增加到3万美元,其中超过一半也是由通胀带来的。这个通胀不是我们平常讲的CPI(消费物价指数),而是整个经济的通胀,是一个广义的通胀。

  民生领域,一方面是楼价涨到极点。从1985年到2020年,香港楼价上涨21.2倍,但人均GDP增加了6.5倍,就是说我们的收入远远赶不上私人住宅楼价增长速度。另一方面,香港的居住条件是“滞”到极致。八十年代不需要大学毕业的银行员工,就可以用工资在北角购买一套1000尺的房子,而现在,三个大学毕业生都买不起。这不是一个机构的问题,这是一个社会现象,收入增长很慢,但是通胀很高,人均居住水平不断下降。那么,一方面楼价大涨,一方面居住水平下降,这就是房地产领域的滞胀。

  所以,香港的“超级滞胀”就是经济低增长和高楼价、高通胀并存的情况。这应该说是跨越经济社会、民生政治各方面的一个结构性难题,也是香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巨大障碍。我的书也是从这个方向出发,回答了香港所谓的衰落的问题。我认为,有三个情况是需要注意的:其一,香港的衰落是相对的,比如说跟深圳比或者是发展比较快的地方比,它是一个相对衰落,但如果跟欧洲美国来比,香港经济还是有一定的增长速度;其二,香港的衰落不是全方位的。香港在金融、投资、法律和人才各个方面仍然是亚太地区首屈一指,所以我最近提出了“三元经济”,也是想进一步解答这个问题。其三,香港真正衰落可能要经过很长的历史时期;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能够做出战略上的调整,能够做好各项工作,衰落可能就会停止,香港就会浴火重生、再创辉煌。

  因此,我在本书中主要讲了“八大新思维”:保护居权、激励创新、提升金融、促进投资、深化合作、扶持青年、保护社会和制度创新,我简单给大家报告一下这八个方面的内容。

  解决香港居住问题——“双轨制”

  第一,保护居权。我把住房问题放在第一位,因为我们讲的滞胀虽然是一个经济现象,但是更多的是一个房屋问题,是高楼价泡沫形成的。所以我就谈到了关于香港房地产模式的缺陷,这个缺陷我是将其摆在全球范围来看。全球的房地产模式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欧洲美国模式,这个模式包括了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其实是市场经济的模式,土地供应都是市场,但是它会让税收来调控楼价。它有两种税收,其中一种就是房产税,每年一般是楼价的1%~3%。

  第二种是新加坡模式,是由政府提供住房为主的模式。大概有接近九成的房屋都是政府提供,私人住宅只占到10%左右。以上两种模式都是以居住为本、注重实体经济的模式。

  第三种模式就是香港模式,也称为投资/投机主导模式。政府主要控制土地供应,目前为止是比较差的一种模式。我计算过,美国从1890年到现在,楼价基本是跟通胀走的,而在这120年时间里面,美国的人均GDP增加了4倍以上。当楼价跟通胀走的时候,实际收入就可以改善居住条件。另外,美国房地产对经济增长的推动是非常厉害的。过去100多年,很多人认为美国经济增长是靠创新,创新当然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消费,特别是房地产消费。欧美国家的房地产叫实体经济的房地产,它能够真正带动60多个行业的发展,它是以实体经济呈现,而不是以虚拟经济。现在美国的房地产及相关行业占到美国经济比重32%左右,是美国制造业的3倍,金融业的5倍。

  我认为,香港的房地产模式出现了三大问题:一是居住条件比较糟糕,现在人均住房面积只有15平方米,而且还在不断减少,更不用说劏房和寮屋。新加坡人均居住面积是超过30平方米,欧美国家和内地很多地方也都比香港居住条件好。

  二是收入分配严重倾斜。因为香港人一半有房子,一半没有房子,高楼价的增长带来了一个严重的倾斜。香港基尼指数现在是0.539,这是很多国家地区里最高的,但是这个数字还没有包括房地产,包括房地产的话起码超过0.7。有人说,如果说基尼指数超过0.6就会爆发革命,可想而知0.7是一个怎样的状态。从实际情况来看,2003年沙士结束后,新一轮楼价上涨到现在已经有18年,这18年房地产创造了泡沫虚拟收入相当于香港10年的GDP总量,这个数量比这18年来香港380万打工者所有的工资都多,也比18年来几十万企业创造的利润都多。所以香港房地产其实是第三次的收入分配,比第一次和第二次更厉害。

  三是使香港的经济增长受到严重影响。一开始高楼价会带动投资、带动增长,但因为收入永远跟不上,就形成这样的问题。过去20年香港因为房子越盖越小、越盖越少,按联合国SNA标准计算,平均每年拉低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所以过去20年香港GDP增长平均只有2.8%左右,如果没有房地产的影响,起码可以到3.8%以上。

  这个问题怎么来解决?我在这本书里就提出,要用“新居屋计划”来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楼价涨到这个程度,如果要让大家可以买得起楼,楼价就需要调整70%,但是调整如此之大,香港经济财政收入、房屋资产会非常混乱,所以这是很难办的,但是不调整又不能解决居住问题。所以,我就提出实行“双轨制”,市场这一轨先不管,另一轨实行“新居屋计划”。第一,一方面新居屋数量要大,每年起码要建3万套房子,现在居屋一年只有几千套;另一方面,减少私人住宅和公屋的供应,因为只要把新居屋建好,很多去申请公屋的市民都可以申请新居屋。第二,定价要跟家庭收入挂钩,让80%左右的香港居民,特别是年轻人能够买得起房子。可以提供几种不同面积的新居屋,比如四百尺左右、六百尺左右、七八百尺,根据不同的家庭需求来提供,房屋定价比一般私楼要低很多,但是独立运作与市场无关。例如如果是三四百尺的房子100万就可以购买,按照5%的政策,5万港币就可以买楼。

  此外,还有两个计划能够解决香港的房屋问题,“新居屋计划”是解决“从无到有”的问题,怎么解决“从有到好”的问题?其一就是“藏地于民”政策。比如说在换楼的时候,可以让你的居住水平不断提高,但成本又不是很高。比如现在五百尺是500万,1000尺是1000万,如果想换1000万的房子政府可以帮你出一半,你自己掏另一半,自己掏的这一半还可以去贷款。政府帮你出的一半不是给你现金,而是“购地证明书”,你可以拿“购地证明书”向发展商买新的房子,发展商把你的“购地证明书“收回来以后,就可以向政府拿地。那么这套房子你的产权占75%,政府占25%,你卖掉以后或者是离开香港,其中25%要还给政府。

  其二,是推动旧区重建。香港旧区重建其实加快了很多,最近10年香港的新住宅里有一半左右是旧区重建来的。但是这样的速度仍然不够,因为现在香港的老房子越来越多,平均每过一年,香港的房子就要老半岁,再过二三十年,房子越来越老。香港老房子和欧洲不同,欧洲老房子很漂亮,香港老房子很恐怖。

  另外,怎么解决土地的问题?当初我就最早提出来在桂山岛填海。桂山岛在香港的南部,属于珠海。那里其实已经有三个小岛,桂山岛、中心岛、牛头岛,面积已经有10平方公里,可以填60平方公里,将50平方公里租给香港,差不多等于重造一个香港岛,可以建60万套1000尺以上的房屋,也可以拥有800万平方米的商业土地面积,剩下的20平方公里的用来打造世界级的码头运输中心。香港可以把葵涌码头搬过去,葵涌码头又可以拿来发展相关的房地产。深圳、珠海的码头也可以搬过去,建成后可以成为比上海的大小洋山港更大的世界级码头。

  我认为房地产是可以发展的,而且可以在香港的现有条件之下,在两难中选择出一条比较好的道路出来。

  推动创新创业发展——“八大要素”

  第二,激励创新。每个人看香港都有不同的观点,有些人说香港经济衰落了,但看金融发展又很好,房地产也是有人看好有人不看好,因此我最近提出“三元经济”。第一元是传统经济部门,包括贸易、物流、旅游、制造业等,这些行业这些年都在不断走下坡路,贸易2008年开始走下坡路,旅游2014年就开始走下坡路。传统部门占到香港经济比重的60%,但过去五年是负增长。

  第二元是金融部门,它的占比差不多在21%左右,但这部分可以独立运作。因为香港股市是内地经济的晴雨表表现,而不是香港经济的表现。我们的资本市场上市公司市值80%以上是中国内地企业,我们的银行贷款有差不多45%以上是给中国内地企业贷款,再加上很多贸易融资其实都是跟内地贸易有关,所以香港金融业基本上可脱离本地经济来运作。去年香港经济不好,但是金融业整个发展还算是不错。

  第三元就是房地产部门,它创造的附加值接近香港经济总量的20%左右,也可以脱离开香港经济来运作。比如去年香港经济负增长6.1%,但是香港的楼价其实是没有变化的,甚至去年底比前年底还略增长一点点。

  现在我回来讲怎么搞创新。首先,怎么促进第一元经济——传统部门的发展。比如实行“高端服务+”的模式,香港的服务业做得很好,但是如果是能够往产业链再拓展,再进行创新就能做得更好。比如说我们的医疗、生物科技做得很好,可以往疫苗方面、生物科技方面转化。另外,还可以实行“健康港”计划,香港可以把生物医药、疫苗、中医中药综合起来,发展一个专门的行业。我举个例子,其实2001年香港大学就发明了戊肝疫苗技术,但是香港本地没有办法产业化,后来就卖给了中国杭州一家企业,才卖了800多万港币。后来经过了很长时间,在内地做了10万例的临床测试,才把这个疫苗就拿出来使用。

  搭建创意中心。这也是香港创新的一个很重要的内涵,过去香港的电影电视发展其实很不错,为什么现在不行?我们怎么去鼓励电影电视行业的发展,这是很重要的。现在不行我觉得跟社会潮流有关,八九十年代香港电影电视发展为什么那么好?是因为那时候的编剧非常通中国文化,演员都也能够掌握到中国文化的精髓,所以他们拍出来的东西能够为十几亿人所喜欢。现在香港拍的电影电视更多的是很Local的东西,就没办法有很大的影响力。

  还有亚洲标准中心。当初我们提出的时候,就是因为亚洲标准跟欧洲标准不一样。比如说欧洲很多标准是工业化时代形成的,后来我们用他的标准,但其实很多标准跟东方人不同。香港其实是可以在很多产品跟服务标准方面做出贡献。

  我还建议香港政府要搞一个创新、创意、创业基金,来推动香港创新创业的发展。此外,还有初创企业的人才培养等。

  现在我还有一些新的想法,我们研究发现,香港的创新经济为什么发展不好,其实最重要的不在于高校老师只重研究不重产业化,也不是资金不够,最重要是缺少国际一流的创新环境。香港的营商环境是全球一流的,但是创新环境很弱。创新环境跟营商环境是不一样的,营商环境针对贸易投资,创新环境是针对创新经济,两个思维完全不同,营商影响环境只是创新环境里面一小部分。

  我认为有八大要素。第一个要素,创新思维、创新精神和企业家精神。所谓创新思维就是要有改革的思路、创新的思维。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福建省政府上班的时候,我们动不动就想改革,就想创新。而深圳是更厉害的,凡是到深圳去的人都有危机感、紧迫感,希望能够创新,所以特区就这么被开拓出来。香港就非常有难度,香港讲的是规范化,包括政府管治也是一样,要做一个决策,不是说这个事情到底值不值得做,要先看有没有规定,先看法律允许不允许,如果说规定没有的,法律不允许的就不做了。但如果是创新思维,我们要先确定这个事我们应该做,没规定我们去改,法律不允许的我们就修改法律,这才是创新经济或创新管治的一种思维。我觉得香港很缺这一点,而这一点是灵魂,非常重要。

  第二个要素,创新模式。创新模式有两种,一种是在地自创模式,立足于本地,然后不断发扬光大,这个模式以自主创新为主。最近“十四五”规划其实也是讲自主创新的问题,这也是欧洲美国、日本后期、韩国、深圳的模式。这个模式需要的时间很长,但是很有价值,如果成功了以后价值不得了,比如Apple,是自主创新的典范。第二种叫平台引进模式,引进外国的技术、人才、资金来发展我们的高科技。从目前来看,这种模式其实有点像做生意的模式,效果一般都不好。非常可惜香港就是这种模式,所以就不成功,包括的科学园也属于这一类,未来河套地区如果还是这个模式的话,就会非常麻烦。

  第三个要素,政府对创新的有效支持。有效支持除了提供资金以外,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东西,比如说由政府提供的资金来做研发(R&D),后期有很多的问题要处理,比如专利权归谁?美国大多数都是给创新者,最大限度调动他们积极性,因此诞生了很多初创企业。香港这一方面过去做的不够,所以还需要加码。

  第四个要素,科技跟产业的密切对接。官产学研的结合,然后把研究成果变成产业化。这一部分我觉得美国硅谷、中国深圳都做得很好,但是香港由于工业的转移,整个对接就做得不好,这也是我们的创新产业一直起不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第五个要素,创新科技与创新金融的深度融合。创新科技要发展,创新金融是很重要的,一般金融服务不了创新科技。比如说一个初创企业要到银行贷款,银行不会给他贷款,因为没有三年报表,但是创新金融可以做到。风险资本、股权投资、中小企业板、创业板、科创板,包括现在的香港的同股不同权和生物科技企业上市特殊安排都属于创新金融,但远远不够的。我举个例子,2017年到2019年上半年,大湾区的股权投资资金总量深圳占62%,推动了整个深圳高科技的高速发展,而香港仅占14%。

  第六个要素,创新人才。创新人才为什么我放在后面?因为人才如果没有平台,没有收入,是吸引不来的。这几年香港拼命在引进人才,但是没平台、没产业,就没地方找工作,找到工作以后收入也不高,所以很多引进来以后就走了。本地培养了很多高科技的人才,包括博士、硕士很多毕业后就走了。

  第七个要素,创新成本。创新成本很重要,全世界来讲,高科技的城市创新成本都相对比较合理,比如说硅谷早期的时候,创新成本非常低,所以它就比纽约、伦敦更快崛起。这几年硅谷整个创新成本也高了,特别是房地产高,所以现在很多企业都搬走了。深圳华为也把一部分的工人搬到东莞去。香港的成本是全世界最高的,多次的调查都发现,香港的居住成本是全球排在第一。我算过深圳的楼价跟香港差不多,但是实际上租金没上去,因为居住成本和租金有关。另外,深圳的房地产里有80%以上是小产权房,并不是商品房。深圳差不多有一千零四十几万套房子,其中商品房是186万套,占不到20%,还有180万套是工厂企业自己盖的员工宿舍,另外还有超过500多万套是城中村的房子。以前我到深圳去,我问出租车司机住哪里,他说住在城中村租金3000块钱一个月,如果是商品房要6000块钱以上。很多初创企业都是在城中村里面发展的,他们的工厂大厦、商业写字楼都很便宜,所以这其实是带动了整个深圳发展的重要因素。

  第八个要素,严谨的知识产权保护。这一块香港做得还不错。

  我讲的八大要素,其实香港真正做得好的只有第八个,其他方面都有严重的不足,都需要补短板,所以未来特区政府应该在这些方面创新,首先要打造一个世界一流的创新环境。

  全球金融中心支撑——“五大世界级金融市场”

  第三,提升金融,我刚才讲的“三元经济”里有很大一块是在讲金融。香港的金融将来还是会发展得很好。一方面是因为整个东亚地区、内地的发展非常快,需要金融支持;第二方面是因为香港的金融有一些特色跟内在优势。所以结合起来以后,未来的发展就相当好。

  我想到一个新的命题叫做东亚半球。现在很多人就讲是东升西降,这个趋势是存在的,但是我更看好的是东亚半球。东亚现在是算16个经济体,在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的时候,它只占到全球的经济比重20%,但是去年占到30%,12年时间东亚经济比重在全球提高了10个百分点,这个速度非常快。2008年欧洲美国的经济占全球一半,但金融海啸以后逐步的衰退,2017年东亚经济总量超过北美地区,变成全球最大的经济区域,经济重心已经转到东亚。我预测到2035年,东亚经济比重会提高到全球的40%左右,到2050年提高到5成,全球经济格局会出现一个彻底的转变。

  正因为这样,金融一般都是跟经济走。比如说上世纪70年代,香港金融蓬勃就是因为经济全球化开始,欧洲美国企业大量在亚洲投资,他们希望能够在亚洲找一个地方为他们的企业提供服务。因为香港是英国管治的地方,是自由港,他们就选择了这里。刚开埠的时候,香港其实金融不自由,只不过是贸易自由、投资自由,等到1973年香港放开了外汇管制,1974年放开黄金管制,1978年放宽银行管制,才开始慢慢发展。

  欧洲美国在过去的200年统治了全球的整体经济,造就了两大全球金融中心,一个纽约,一个伦敦。怎么来划分金融中心?其实现在的很多划分方法我觉得都不是很科学。我觉得应该这样划分,先把金融中心划分为国内金融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国内金融中心跟国际金融活动没什么关系,国际金融中心就有很多跨境外国金融机构高度参与。国际金融中心又分成三个等级:第一个叫做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比如说像香港、新加坡、法兰克福、东京,现在上海也算是,因为它的影响主要是区域,没有全球的影响功能。第二个叫做特色国际金融中心,它是一个单项冠军或者是单项做得很好,比如说像芝加哥,期货就做得非常好,但它在全球也是有巨大影响力。第三个叫做全球金融中心,这个是最高等级的,规模大、人才多、功能齐全,同时又是全球金融产品的定价中心和金融创新中心。其实金融中心的定价权很重要。什么叫定价?比如说美元和欧元的汇率定价其实是在伦敦定,伦敦的外汇交易总量占到全球的1/3以上。再比如说石油怎么定价?按照经济学原理,定价应该是由供给和需求决定的,但其实大宗商品很多都不是,是由金融市场来定的,比如说中东石油出口最多,他定不了价,中国进口石油最多,我们也定不了价,最后是由两个金融市场来定。

  随着东亚半球的形成,应该会出现两个金融中心,哪些地方是最有机会的?现在亚洲地区有5大金融高手,东京、孟买、新加坡、上海、香港,我觉得未来上海跟香港是最有机会成为全球金融中心的两个地方。但是怎么分工呢?十多年前我在特区政府工作时就提出,上海的未来是中国的纽约,香港的未来是亚洲的伦敦,大家共同为国家、为东亚地区、为“一带一路”、为全球提供金融服务。在这个范围之内,香港未来可以打造五大金融市场。

  第一是亚洲最重要的资本市场。现在香港的股市排在全球第五,跟东京差一点点,如果有更多的中概股从美国转到香港,就能超过东京,变成全球第四,未来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第二是人民币的离岸市场。未来随着人民币不断走出去、加快走出去,香港的人民币离岸人民币业务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多。

  第三是财富管理中心。现在香港管理的财富约为37,000亿美元,在亚洲是最多的,伦敦则约为10万亿美元左右。未来随着东亚半球的发展,会有越来越多的财富在这里产生,有越来越多的中产阶层在这里发展。我估计到2030年,东亚地区的中产阶层人数会增加到12亿人,财富管理也会增长得很快。

  第四是绿色金融中心。国家“十四五”规划已经确立香港作为亚洲的绿色金融中心。现在香港发行的绿色债券已经超过300亿美元,未来五年特区政府可能会发行1755亿港币的绿色债券,主要是为香港的绿色建筑提供融资。因此香港成为绿色金融中心潜力很大。

  第五是“一带一路”的投融资平台。未来东亚地区有两个增长动力,一个是RCEP,它作为区域经济组织是全球最大、最包容、最有潜力的,但它是通过贸易跟投资规则来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第二个是“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是一种区域合作的创新,通过补短板来推动经济发展,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一带一路”比RCEP更重要,就算贸易投资规则做得再好,如果一个国家连基建都没有,规则对它来说是没用的,这也是为什么WTO成立了这么多年,南北差距一直没有缩小的原因所在。比如巴基斯坦的基建很差,电力严重不足,在中心城市每天要限电拉闸十个小时,所以中国跟巴勒斯坦的“一带一路”建设,绝大多数投资都用于能源和基建上,只有解决这些问题,才能把它的经济拉动起来。

  香港未来有五大世界级的金融市场,共同支撑香港全球金融中心的发展,这是一个大方向。

  我讲的第四个主题是强化投资。因为香港是一个亚洲的投资平台,未来我们可以跟内地更好的合作,担当内地企业“走出去”的平台,也可以继续担当全球走进内地的平台。过去40年,香港对内地投资达到12,000亿美元,占内地FDI的55%左右,最近几年更是达到了70%。未来五年,我估计香港还可以为内地提供5000亿美元的资金,内地通过香港“走出去”的企业会更多,香港这个平台会更大。

  我讲的第五个主题是深化合作。有人说香港是一带一路的“超级联系人”,我认为香港的角色不止于此,因为“超级联系人”给人的感觉像做买卖,左手转右手,但其实香港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服务中心,是“一带一路”的国际服务枢纽,做金融、投资、贸易、物流和专业服务。中国内地很多企业都通过香港“走出去”,它们不完全是利用香港做买卖,而是利用香港综合性的专业功能。举个例子,中国有一家企业叫做三峡集团公司,是现在世界上最大的水电企业,前几年在巴基斯坦拿了四个水电站的项目,为了投资这几个水电站,它在香港成立了三峡(南亚)公司,利用香港的平台做PPP,把公司的股权多元化;完成70亿美元的融资;享受香港专业的法律服务,因为香港是普通法,巴基斯坦是普通法加上伊斯兰法律。

  我讲的第六个主题是扶助青年。香港的经济发展跟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成果,其实对年轻人是很不公平的,比如说房屋问题,香港的房屋对个人和企业来讲是很好的投资,但是对居住来讲是 “上下左右都不是人”。左右来看,一半人有房子,一半人没有房子,这些人矛盾很大;上下来看,老一代的房子比较多,年轻人却根本没房子住,楼价增长长期且远远高于收入增长,使得香港房子越盖越小,年轻人越来越买不起。我在《香港新思维》这本书中提出了四大解决政策。第一是新居屋计划,这项计划主要是针对年轻人,使年轻人更快、更低成本地“上楼”,房子对年轻人来说不仅可以居住,还是资产,只不过没有市场涨得那么快。所以新居屋计划是兼顾性的。

  第二是创业创新。如果没有创新产业,年轻人想提高收入很困难,因为创新产业或者创新资本不但能够带动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它的收入分配跟地产资本不同,是扁平化的,也就是说知识、专业、科技的多参与分配是很重要的。比如说华为,华为不但R&D做得好,收入分配也做得很好,劳动报酬跟资本报酬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是3:1,最大程度地调动了创新人员的积极性。华为的服务做得也很好,日本核电站爆炸那年,很多人都往后撤,但是华为派人进去抢修,因为当地的电信服务是华为提供的。我认为东亚文明中应该包含企业的经营文化。

  第三是大湾区的机遇。我建议大湾区拿出一个比较大的地方,打造一个大湾区创新创业基地,提供政策,吸引大湾区特别是香港的青年去发展。虽然现在已经有了一些类似的基地,但规模太小。

  第四是对于青年的家庭给予适当支持。比如说提供更多的政策、更多的补贴,让青年家庭能够养育孩子。

  我讲的第七个主题是保护社会。市场规则属于经济领域,社会规则属于社会领域,如果这两个领域起了比较大的冲突,就会演化为严峻的问题。房屋、教育、医疗、退休养老都属于社会领域,不能实行市场规则,现在的房地产领域已经酿成了有缺陷的市场规则。针对退休养老,我提出加强退保,现在香港把退休保障交给市场来解决,强积金主要是做金融投资,但实际上投资其他可能更有保障。比如说实业投资,我推算过,香港对外投资总额达到6万亿美元的市场规模总值,1/3是实业投资,2/3是金融投资。按照资产回报率看,金融投资的回报率只有实业投资回报率的1/4,所以退休保障可以考虑实业投资,增加退休保障的回报率。又如现在有好几条隧道将要收回政府所有,隧道是非常固定的收入,政府可以搞一个基金,提供一个固定回报,我们把退休基金放进去,增加回报率。

  我想讲的最后一个主题是制度创新。首先是优化资本。资本主义发展了400年,出现过四种形态。一个是产业资本主义,比如说我们生产手机、桌子。第二是创新资本主义,这是最好的资本主义的形态,当然它也有问题,但是它有两大好处,它能推动生产力发展,提供大量的新产品;另外,它的收入分配是扁平化的。除了华为以外,美国硅谷里的公司也是很好的例子,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儿子从斯坦福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去了Facebook工作,第一年年薪18万美元,工作两三年后去了一家独角兽公司,拿了股权,公司上市后,他的股权收入就超过了工资收入,现在他已经不打工了,在进行一些项目投资。这就是收入分配扁平化。第三种形态是金融资本主义,这是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形成的,香港其实就是美国金融资本主义在全球的一个重要据点。这种资本主义给全球带来了很多金融上的好处,但是也带来了很多问题,比如说十年一次的金融危机,70年代以后,美国和欧洲不断地爆发金融危机,2008年矛盾总爆发了。1929年的经济危机是产业资本主义危机,它是一种创造性破坏,只要生产恢复就可以解决;但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金融资本主义危机,很难恢复,因为它破坏了生产力,而且它的收入是严重倾斜的。第四种形态是地产资本主义,就是香港的形态,我不能说是香港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地产,但地产是带动香港经济整体性方向的东西,起了主要影响作用,成为了市民第三次的收入分配,而且比前面两种分配更厉害,再怎么搞贸易、搞金融,都不如一套房子来得多。从这四种形态来看,地产资本主义应该说是最不理想的资本主义,香港这么多年的问题,除了“一国”跟“两制”的关系以外,还有“两制”中资本主义制度本身退化的问题,只有这个问题解决了,香港才能有更好的发展。

  制度创新的第二方面就是良好管治。今年中央完善香港的选举制度也是针对这个问题,如果管治问题不解决,房屋问题解决不了,创新问题也解决不了,因为政府在创新中起了特殊而关键的作用,全世界没有一个完全自由的市场能够把创新做好。我刚才讲的八大要素,很多都与政府有关系。但是香港现在的管治架构不适应创新发展,需要做出一个重大的改革。

  总的来讲,香港面对着很大的挑战,但是也面临着很大的机遇,就是从一个亚洲都会转向一个全球都会的重大机遇。我把世界的城市分成两种,一种是区域性的都会,例如东京、香港、新加坡;还有一种更高等级的是全球都会,例如伦敦、纽约,它们影响全球,在全球经济等各方面发展中进行资源分配。随着东亚半球的到来,香港有机会往全球都会的方向升级,如果成功,香港可以成为世界级的金融中心、科技中心、商贸中心、文化交流中心。要做到这一点,需要靠香港自身的发展,要加快往前走、要改革,也需要与大湾区,特别是深圳合作,与深圳共同打造全球都会。2006年,我在深圳举行的第一届港深合作论坛上就提出港深共建世界级都会;2007年,第二次港深合作论坛在香港举行,主题就是港深共建世界级都会,这也是行政长官在这个论坛主旨演讲的题目。现在深港共建全球都会的条件更成熟了。

  香港的问题不少,但我有三点看法。第一,香港基本优势还在;第二,困难障碍不少;第三,未来还需努力。香港未来会衰弱还是会发展得更好,关键在我们自己,我们做的好,香港可以升级到全球都会,打造四大全球中心;但是如果做的不好,香港可能真的会衰弱下去。我相信只要我们努力去争取,香港一定有好的前景。